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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祥 | 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灾害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灾害成为人类日常性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特别是神话和习俗中留下烙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灾害的解释是文化的，灾害的防范方式也是通过文化得以实现。因此，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在人类防灾减灾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呢？它们的内涵、外延和关系是什么？文化防灾在古今日常性生活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呢？它与科学技术防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不仅对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十分有益，对防灾减灾工作和灾害的文化应对也有现实意义。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笔者认为，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思想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和古老。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已成为防灾减灾思想的组成部分，即便在当下的减灾实践中也有重要的意义。二、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定义及理论
灾害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经典的人类学定义中，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也被认为是“意义之网”，即文化将所关联的事物如同网状一样连在一起。灾害也如同这些“网状物”一样，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当然，文化概念多达164种，灾害的社会属性和象征意义具有“大文化”的意义，是独具特色的“灾害文化”形成的原因。然而，灾害文化的形成不是“灾害”和“文化”两种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指向了灾害在社会文化中的关联性和象征意义。如英语中的disaster源于法语的desastre，法语中的desastre又分为dis和astro两个部分，均来自拉丁语，与星星有关。汉语中的“灾”原为“烖”“災”，词源上与水和火有关。“烖”指“天火”，《说文解字》说：“天火曰烖”，即“自然发生的火灾”。“災”与“水”和“火”有关。“烖”“災”简化称为“灾”之后，保留了“火”作为灾害意义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古代，“灾”“害”不连在一起使用，“害”指的是“伤害”。古代“灾”与“异”连在一起使用，称为“灾异”，董仲舒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从词源上就可以看出灾害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灾害与文化关系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向更大的领域内延伸，包括对灾害的本质性思考，如灾害是自然的还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问题，即灾害的自然和文化属性。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灾害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之分，但是，人们主张将“灾害”（disaster）与“致灾因子”（hazard）区别开来，认为灾害（disaster）是一个社区或社会功能被严重打乱，涉及广泛的人员、物资、经济或环境的损失和影响，且超出受到影响的社区或社会能够动用自身资源去应对。致灾因子（hazard）是一种危险的现象、物质、人的活动或局面，它们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对健康产生影响，造成财产损失，生计和服务设施丧失，社会和经济被搞乱，或环境损坏。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认为，所有的灾害都是人为的，他们在网站中写道：“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natural disaster），只存在自然致灾因子（natural hazard）。”灾害绝不是“自然的”，纯粹的“自然”灾害是不存在的。……灾害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自然”的。一些人类学家也有类似观点，如莫里恩（Morren）认为灾害直接源于人类的活动。巴特尔（Bator）认为，灾害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从它发生的瞬间开始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虽然灾害不是“自然的”观点不否认它与自然的关系，但是，灾害的“无自然”观或者“纯社会”观，也导致了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灾害都混合在一起，无法清晰地理解不同类型的灾害。应该说，致灾因子（Hazards）大多是自然的，但文化在促进或者抑制致灾因子在转变成灾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灾害与文化的关系是构成灾害文化的基础，它们之间不仅有关联性，还以记忆的方式呈现出来。灾害的文化路径研究，始于美国人类学家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M.Hoffman）、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阿兰·维尔德夫斯基（Arran Wildavsky）等人，他们对灾害文化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灾害如同其所处的环境一样，深深地嵌入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之中。灾害不仅与外部的环境发生关系，还与社会的内部结构和文化发生关系。社会中的知识系统，包括科学技术和地方性知识，都被用来作为减少破坏和脆弱性的手段。灾害文化的形成基础在社区，它体现的是社区对灾害的适调能力。因此，灾害的理论本质上是社区的理论，即社区的连续性（continuity）和变迁。灾害文化与认知途径和现有知识系统及其防灾减灾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很多社会中，灾害文化不仅是认知系统和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还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它在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
灾害及其灾害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的抗灾过程就是对灾害起源、发生、影响和防范的解释和应对过程。灾害文化如同其他文化类型，如节日文化、宗教文化、习俗文化一样，成为日常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灾害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和重要视野。在中国，一些学者对灾害文化进行了定义，例如，王子平认为，所谓“灾害文化，是指在灾害发生的条件下，以灾害观念为核心和灵魂，以救灾物资为依托，灾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灾害文化是“对灾害管理的减灾、整备、反应以及恢复阶段产生影响的相关价值、规范、信念、知识体系”。灾害文化是“文本记述，拥有象征意义的物理介质，人们可以通过对物理载体的观摩、体验等获得灾害感知。也可以通过应急法规、救援事迹、灾难故事等获得灾害知识。或者称为建构的灾害文化”。笔者认为，灾害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的世界观和减灾思想，它隐藏在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仪式、艺术、生态知识、生产方式等传统文化中。简言之，灾害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抗灾过程中，形成的减灾思想和历史记忆。
文化防灾是灾害文化在减灾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科技防灾的基础和源头。文化防灾概念的提出，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讨论。人类的抗灾史证明，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有的还形成应对机制，如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阴阳学说、四季政令（月令）等，都与防灾减灾有关。文化防灾的效果，有的是可视性的和显而易见的，有的则是经验和观念性的，或者说是符号性的。文化防灾与科技防灾并非毫不相干，相反，他们之间有关联性和互补性。但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防灾减灾方式相比，文化防灾更注重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性。科技防灾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持，文化防灾是科技防灾的重要补充，是科普宣传的重要催化剂。从时间上讲，科技防灾更具现代性，文化防灾则是古代知识的延续和应用。当然，古代也有技术防灾的思想和方式，而文化防灾在当代社会仍然在持续和使用。文化防灾与科技防灾的关联性还体现在对于生态系统变化的观察、应对和适应上，当今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就是最好的案例。
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关系密切。由于灾害文化的内容和含义的广泛性，文化防灾的方式也是多样的。灾害文化是对灾害发生原因和过程的解释，是对灾害应对和减灾方式的经验总结，是一种象征符号和历史记忆。文化防灾则是灾害文化的具体实践和应用，它明显指向未来，具有经验性和实践性。灾害文化不是以阻止自然事件（即致灾因子）的发生为目的，而是为了减少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由此可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具有实践和认知的特点，它们不能截然分开。灾害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意义，包括了文化防灾的所有内容，换言之，文化防灾建立在灾害文化的基础之上，文化防灾一旦有新的经验，就成为灾害文化的组成部分。灾害文化从古代到现代都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防灾以文化的方式实现防灾减灾的目的。
三、灾害文化：以文化之方式解释灾害过程和影响
灾害是一种自然（或者人为）事件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对灾害的解释和应对是文化性的，换言之，灾害从产生的一刻起，就与文化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所有的灾害都有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维度，灾害造成的创伤能够从基础上动摇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灾害文化与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传统耕作习俗、生态环境、民间建筑、政治经济等关系密切，是人类社会的灾害思想和文化记忆。如同一些学者认为的一样，灾害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特征，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继承过程。灾害文化以文学艺术之方式解释了天地结构和灾害产生的根源，是古人留下的灾害世界观。中国古代对灾害起源的解释、应对和救灾体系都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追溯古代灾害文化的源头，还得从各民族的神话谈起。例如，创世神话中记载了天地结构和万物起源的过程，解释了地震、洪水、干旱等灾害产生的原因，有着朦胧的科学之光。灾害文化的内涵隐含在神话之中，成为古人解释天体结构、万物起源、灾害过程和影响的重要方式，洪水、干旱、地震、火灾等莫不如此。神话中的灾害叙事和防灾减灾思想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建立行为和道德准则的重要依据。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与自然灾害的斗争，都在神话中有所体现，如洪水神话、女娲补天、射日神话等，能看出人类的抗灾和适应过程。
洪水神话作为灾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地记载了灾害的起源、影响和应对过程，洪灾后的人类再生和繁衍等过程，还将灾害与人类文化、道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云南石林彝族传说：古时候有三兄弟带着妹妹过日子，他们犁过的田地总是恢复原样。有一天，雷神阿霹刹来了，说世界上要发洪水了。它给三个兄弟三个箱子，金箱、银箱和木箱。但是，其中一个箱子要有两个人，即带走妹妹。大哥二哥都不愿意带着妹妹，只有三弟愿意。阿霹刹给了他们三个鸡蛋，各自放在胳肢窝里，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时候打开箱子出来。大哥二哥的箱子沉水底了，三弟和妹妹得救了。神话中的大哥和二哥良心不好，被洪水吞没，只有心地善良的三弟带领小妹在洪水灾害中存活下来，后来，兄妹俩在神灵的引导下成婚繁衍人类。
地震灾害神话、干旱灾害神话（通常是日月神话）等也都是灾害文化的组成部分。神话中的地震原因很多，有结构上导致的地震，有动物导致的地震，动物中又有鱼、金鸡、蜜蜂、牛等，其中又以鱼类最多，彝族、哈尼族、满族、蒙古族、布朗族、阿昌族、撒拉族等都认为是各种鱼类引发的地震，包括金鱼、鳖鱼、鲶鱼、草鱼等。哈尼族的神话认为，地震是由于海神密嵯嵯玛把支撑田地的大金鱼（密乌艾希艾玛）的尾巴搬来搬去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人们要停下生产，用牺牲祭祀海神。哈尼族叶车妇女穿短裙就是为了镇压地震不使之发生。满族人认为地震是由于3条大鱼饿了，晃动身子而造成地震。蒙古族传说释迦牟尼考察世界时，发现世界是一只金龟托驮着的。释迦牟尼拿出弓箭，射中了金龟，并抓一把土撒在金龟身上，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因为世界是金龟托着的，所以，只要金龟的身体或者四肢动一动，相应的方位就会发生地震。其他动物导致的地震与鱼类导致的地震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神话中的干旱灾害大多与日月神话有关，如太多的太阳和月亮导致了干旱灾害，人们通过射日月，使天气变得凉爽，适合人类居住。
灾害文化以文化叙事之方式解释灾害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灾害观念，将灾害与国家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如董仲舒就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国家政令与灾害根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耗”“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古人的抗灾思想与“天人感应”、阴阳学说等融为一体，是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也说明，中国灾害文化是从农耕文化中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具有长期种植水稻的历史，很多灾害文化的内容都与水稻种植有着密切的联系。防灾减灾思想蕴藏在一个民族的天文历法中，通过天文历法确定日期凶吉，确定节气和耕作时间，从而避免减产、饥荒和灾害的发生。
灾害文化解释了灾害的产生根源、影响和应对过程，总结了人类社会的日常性抗灾经验，代代相传，随后又被应用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新的经验。灾害文化融入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它可能是一种思想和仪式，一种道德观念，它深入人心并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讲，灾害文化是一种日常性的行为文化，因为几乎所有的民间信仰观念仪式都有防灾减灾的内容，对于很多人来说，举行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天灾和人祸，有的仪式是为了防止或者减少天灾对人类的影响，如干旱、洪水、地震、雷电、火灾等；有的则是为了防止人祸，即避免各种不吉利事件发生。在宗教和伦理的领域里，灾害与人类道德行为关系密切，灾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范人类行为的功能。
灾害文化是一种环境和生态文化。人类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对周边环境进行过长期观察，形成一整套的传统知识和生态文化，它们对于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高山地区的民族具有泥石流灾害的传统知识，河谷地区的民族具有洪水灾害的传统知识，雪山地区的民族具有低温和雪灾方面的传统知识，沙漠地区的民族具有干旱方面的传统知识，沿海地区的民族具有台风和海啸方面的传统知识，等等。对于生态系统方面的变化观察也成为灾害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村寨选址到民间建筑都有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藏、纳西、独龙、怒等民族的特色建筑所体现出来的防震功能，以及滇南彝族土掌房的防高温和低温功能，都体现出民间建筑中的灾害文化特点。
灾害文化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象征符号，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古往今来，人类对灾害和防灾减灾的认识、实践和探索从未中断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基于文化传统和实践基础上的灾害观和防灾减灾思想，这些被记载在历史文献和社会记忆中的知识体系就是灾害文化。实践证明，无论是突发性的灾害，还是缓慢发生的灾害，都会在社会中留下记忆和经验。由此可知，灾害文化是人类在抗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记忆、观念和象征意义。
四、文化防灾：以文化之方式实现防灾减灾的目的
文化防灾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实现防灾减灾的目的，然而，文化防灾不是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是从文化上减少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文化防灾的方式，如同灾害文化的解释方式一样，形式上也是多样的。文化防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灾害的发生具有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它的防范和解决方式也与文化相联系，或者说要以文化的方式进行。然而，文化防灾有的是观念性或者经验性的，有的则是实践性的。（一）观念性文化防灾
观念性文化防灾是指那些以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为基础进行抗灾和减灾活动的方式。观念性文化防灾需要从古老的神话、仪式、宗教信仰等入手，来讨论文化在减灾中的作用和意义。神话和史诗中文化防灾的思想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对今天的人类活动仍然产生影响，很多民族的宗教仪式和行为方式，也都能够从神话和史诗中找到依据。
神话中的地震灾害防范是别具特色的。例如，阿昌族天神遮帕麻造出了大地，但是，大地没有依托，就像飘在大海上，上下晃动。为了使大地不再晃动，遮帕麻派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鳖鱼去顶托着大地。鳖鱼上的每一根毛发都是擎天柱。鳖鱼上的任何眉毛都不能震动，否则大地就会坍塌下来。鳖鱼也不能眨眼，只要一眨眼，大地上的高山就会倒塌，平地就会下陷。但是，鳖鱼也有累的时候，遮帕麻就派了一只金鸡去监视鳖鱼，当鳖鱼要眨眼的时候，金鸡就会啄它，鳖鱼就会睁大眼睛，顶住大地。从阿昌族的传说中可以看出，要想让大地不发生强烈的震动，就要让鳖鱼的身子不动，包括毛发和眼睛，防止地震的方法，就是不让鳖鱼眨眼，遮帕麻于是派一只金鸡去监督鳖鱼，如果发现鳖鱼想要眨眼，金鸡就会啄它，这时鳖鱼就会睁大眼睛，顶住大地，地震就不会发生了。
地质灾害，如泥石流、滑坡、崩塌等也有防灾减灾神话和仪式，如云南景颇族传说，山塌地陷，动荡不安，宁贯娃的父亲要他把地安稳，把地打平。大地说：“我要裂开，我要陷下去了。”宁贯娃用长针把大地缝起来，泥土里的蚯蚓按照宁贯娃的安排，日夜穿梭缝补，地就不裂开了。之后，石头大叫：“我要跑，我要跳”，宁贯娃举起铁锤，把它都打哑了，石头不能讲也不能动。云南哀牢山区的拉祜族苦聪人有防范泥石流灾害的传统仪式，他们认为，发生泥石流灾害（坍山）是因为坍山魂离去，所以要叫坍山魂。这个仪式需要选择属龙的日子。仪式中需要一只白鸡、一碗米、一碗酒、一些栗树枝、三炷香等。仪式中要念《叫坍山魂》经：“坍山鬼害人，坍山鬼害地，坍山鬼害田，坍山鬼害庄稼五谷，坍山鬼害房害屋，坍山鬼害牛羊牲畜。今天是属龙的日子，拿一个鸡来献你，拿一个蛋来献你，拿一碗米来献你，拿一碗酒来献你，拿三炷香火来献给你。从今天以后，你莫给山坍，你莫冲毁地，你莫破坏庄稼，你莫冲倒房屋，你莫伤害牛羊。”仪式之后，人们相信就能减少泥石流灾害造成的影响，这属于观念性文化防灾方式。
除了地震、地质灾害之外，神话和仪式中还有火灾防范的内容。《山海经·西山经》说：“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铁，其阴多铜。……其鸟多鴖，其状如翠而赤喙，可以御火。”由此可知，身边养鴖鸟，可以防范火灾。《山海经》又记载，“又北三百里，曰带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兽焉，其状如马，一角有错，其名曰月雚疏，可以辟火。”也就是把这种叫“月雚疏”的野兽养在身边，可以避免火灾。史诗中也有火灾的防范方式，例如，云南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中的《种地歌》就有防火灾的内容：“从涮地、砍地开始，然后又烧地和捡渣渣……烧地时不能越界，每块地要做好防火沟。”佤族史诗中的记载，与当今他们的野外火灾防范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对于雷电灾害而言，云南武定禄劝的彝族在祭祖活动中，就有一个专门的祛雷火邪仪式，并念《祛雷火邪经》，经书认为，打雷闪电中出现的各种伤害现象以及受损毁事物，都有可能沾上各种污秽和邪气，为避免人类的灾难，必须通过毕摩举行仪式将其除去。
防范干旱灾害的仪式在民间非常普遍，各民族的祭龙、祭天、祭水井、祭山神等都与求雨有关，我国古代有多种求雨仪式，并且，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的求雨仪式在地点和内容上是不同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认为：“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无举土功，更水浚井”“秋暴巫尫至旧日，无举火事，无煎金器，家人祠门。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缯九”“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无雍水。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缯六”。这就说明，春天求雨仪式在东边举行，不得砍树；夏天求雨仪式在南边举行，不动土木工程；秋天求雨仪式在西边举行，不得生火冶炼；冬天求雨仪式在北边举行，不得堵塞流水。这些抗灾思想与儒家的阴阳学说融为一体，是文化防灾的重要组成部分。
干旱求雨的仪式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例如，保加利亚的农民在干旱灾害发生的时候要举行“佩佩鲁达”（Peperuga）和“日耳曼”（German）的仪式，仪式的目的除了求雨之外，还有保护森林，恢复当地的自然和生态系统平衡之义。这些仪式都是一些年轻女孩和少女举行的，她们披戴绿叶，走遍村寨，为住户演唱仪式歌曲，引来雨水。保加利亚乡村教堂还组织一种叫“莫勒班”（Moleben）的对抗旱灾的仪式，村民在教士带领下围绕村子、礼拜堂、田地和水源地祷告降雨，并将圣水洒在这些地方。农民们为了雨水和农田，要举办一个奉献餐。保加利亚的乡村仪式，说明了作为观念性的文化防灾在当代社会中仍然是一种方式。
文化防灾的思想之所以在古人中根深蒂固，成为社会记忆，是因为灾害的发生具有文化的因素，因此，解决灾害的方法也需要有文化的方式。观念性文化防灾是一种思想基础，它无法像技术防灾那样有可视性效果，但作为一种文化根源和传统知识，它依然在影响人类行为和防灾减灾的思想和方式。
（二）实践性文化防灾
文化防灾在实践中有很多的应用，并在各种类型的灾害中得到了体现，地震、干旱、洪水、火灾等都能举出很多的案例，是科学技术防灾的重要补充。实践性文化防灾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容易察觉，还可以进行科学分析，是灾害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性文化防灾具有典型的案例。2014年10月7日21时49分39秒，在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北纬23.4度，东经100.5度）发生6.6级地震，震中位于永平镇，震源深度5公里，临沧、德宏、西双版纳等地震感强烈，大理、楚雄、昆明等地有震感，地震涉及9个县37个乡镇280个行政村（居委会），造成1人死亡、331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1.1亿元。由于震级为6.6级，震源只有5公里，人们都做好了打攻坚战的准备。但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救灾人员到了灾区之后发现，他们带来的生命探测仪、救灾器材都用不上。中央电视台记者甚至说：“这是最不像灾区的灾区。”研究发现，是当地的“穿斗式”木结构房屋救了当地人，“穿斗式”木结构住房在此次地震中产生了不错的耐震效果。根据笔者的调查，穿斗式每栋房子有16棵柱子，有承重梁32棵，横梁24棵，顶梁和中间梁共有5排，共30棵，这些横梁、顶梁和柱子上有60棵椽子相互拉着，楼上用木板铺成，大梁、柱子、横梁、椽子和木板形成一个整体，既结实又耐震。更为重要的是，房屋的柱子在墙之内，每当土坯墙倒塌时，不会往里面倒塌，因为被柱子挡住了，墙只会向外倒塌，所以，绝大部分墙壁倒塌伤不到人。当地的“穿斗式”传统建筑具有很强的抗震和防灾效果，得到很多地震和建筑专家的赞誉。
文化防灾在森林和建筑火灾防范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森林火灾防范中，刀耕火种的民族都具有一整套与烧山烧地有关的传统知识、经验和应急方式，勐海县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例。布朗族在2月砍伐树木，砍伐树木时由下往上砍。小树擦地皮砍，稍大的树留30至50厘米的树桩，大树则不砍主干，搭架上树砍枝。他们在3月开始烧地，烧地时“沿地周围认真清除干树枝、杂草、败叶、宽度达10余米，叫做‘防火道’。烧地前，先于早晚天凉之时沿周烧一圈，然后才选择好天气并于中午太阳正顶之时引火”。布朗族的烧地习俗说明他们具有一套传统的森林火灾风险防范方式。与布朗族烧山烧地习俗相似，独龙、拉祜、景颇、德昂等民族的烧地习俗也是在没有大风的日子从上往下烧，以保证不发生火灾。除了刀耕火种中的防灾减灾外，农村房屋的防火方式也有一整套的传统知识。例如，藏族人在造房时早就设了一个机关，屋顶是简易拼装，用几根绳子固定起来，一旦邻居失火，主人家可以立即奔上屋顶，几斧斩断绳子，屋顶轻易地掀下来，将木片版撩下地去只剩了土掌露出，火的蔓延就不容易了。
文化防灾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例如，孟加拉国民间建筑中就有防范洪水灾害的功能。民间房屋被建筑在地势较高的地台和底座上，房屋有一个“假屋顶”，人们能够将粮食储藏在这个“假屋顶”下面，如果需要，人类也可以生活在里面。如果洪水进入家里，家庭住户能够在床上做饭、吃饭、睡觉和储藏食品，如果需要，还能够通过在支架下放上砖头将床升起来。物品被储藏在较高的支架上，或者挂在从屋顶吊下来的麻网内。牲畜被关在为它们制作的木地台里得到特殊保护。非洲的努尔人总是将村寨建在最高的地方，当洪水满地的时候，他们和牛可在高地上避免水中滋生的蚊虫叮咬，而大雨不停冲刷地面时，高地上坚硬的畜栏地面很快就干了。努尔人的传统知识还能有效防范洪水、干旱和蚊虫叮咬。此外，南美安第斯山脉的高地农民通过对昴星团的观察和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他们的气候预报准确率高达65%，通过对未来的气候估计，调整土豆等农作物的种植品种。这些都是不同地区文化防灾的具体应用。
文化防灾还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社会组织如社区、宗族、团体等都能在防灾减灾、灾害应急中起到作用。2002年8月14日发生在云南新平县的“8.14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中，很多村寨都是通过地方性社会组织来实现灾害应急和防灾减灾的。例如，曼糯村在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最先到灾害现场应急和急救都是临近达哈村的村民，他们与曼糯村村民都属同一个民族，又是亲戚和朋友。在恢复重建阶段，仍然是达哈村村民帮助他们完成了新村的建设。社区避险制度也是社会组织防灾减灾的重要方式，在泥石流多发频发的地区，都有社区组织的综合避险和转移方式，如新平县戛洒、水塘等镇的社区避险方式，每个社区都有两个泥石流滑坡避险检测员，其中一个是小组长，他们在雨季实行24小时监测，一旦发生险情，就会敲锣打鼓组织村民转移和疏散。由此可知，无论是亲属制度下的家族互助，还是社区行政组织的相互帮助，都是文化防灾的组成部分。
文化防灾作为灾害的应对方式，一些学者做过个案的研究，如郭静伟就通过对茶叶病虫害的文化防灾方式进行考察，提倡一种现代技术规范和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动态文化防灾路径。很显然，文化防灾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反映出人类思维的演变过程。但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远不止这些，相同的灾害类型有不同的文化防灾方式，同样，相同的文化类型也能够应对不同的灾害。人类社会中经常发生的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大风、雷电、冰雹、低温、台风、海啸、火灾、虫灾、瘟疫等都有相应的文化防灾内容，人类就是在这种应对和抗争的过程中一步步走来的。
五、小 结
灾害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促进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灾害文化承载着人类抗击灾害的历史，承载着人类对灾害的认知、解释和应对方式，灾害文化从历史到今天都从未间断并逐步系统化。文化防灾是灾害文化的知识应用，是灾害应对和抗击的智慧实践。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因如此，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方面的论文才能在《自然》《科学》等国际知名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出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邀请人类学家参与撰写IPCC的报告；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认为社区具有适应环境风险的传统知识和解决气候风险的策略。然而，灾害文化没有得到系统的理论构建，文化防灾的功效和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对科学技术防灾的社区普及以及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事实上，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为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服务。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者，还是政府中的减灾决策和职能部门都应该重视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在现实工作中的意义，为各民族社会中的防灾减灾实践和灾害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灾害文化和文化防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灾害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抗灾过程中，形成的减灾思想和历史记忆；文化防灾则是灾害文化的具体实践和应用，它明显指向未来，具有经验性和实践性。在学术界，我们通常重视灾害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很少将文化防灾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考察它在实践中的价值和作用。事实上，文化是能在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中起到作用的，只是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则效果不凸显，也不易被证实和总结，但这不影响文化防灾的综合研究。随着国际灾害研究中对“自然的”灾害的重新界定，对灾害的“自然”与“人为”观点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人为因素导致的（anthropogenic）气候变化和人类世或者人类纪（anthropocene）的提出，人们更加重视灾害与人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文化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自古有之，内容和形式多样，一篇论文无法阐述完全，这种浩瀚的知识系统和认知逻辑都蕴藏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防灾文化，不同的灾害类型有不同的文化防灾方式，即使在现代，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人类在应对灾害中使用的传统知识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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